1937年，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场救亡图存的民族浩劫中，一位身披袈裟的僧人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他不仅是一位精通佛法的高僧，更是一位英勇的抗日志士。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亲自参与伏击作战，与战友们共同击毙百余名日寇；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他创办《狮子吼》，号召佛门弟子投身抗战；在革命事业的征程中，他成为了唯一一位站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僧人。他就是巨赞法师，一位用实际行动诠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爱国高僧。然而，是怎样的经历让一位专注佛法的僧人毅然走上抗日救国之路？他又是如何在战场上亲手击毙敌寇，最终登上城楼的呢？

  1908年初春，江苏无锡澄江镇贯庄村内，潘家大院里传来了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出生在没落小资家庭的男婴，就是日后的巨赞法师。他的俗名叫潘楚桐，字琴朴。

  潘家虽已不复往日荣光，但家中仍保持着读书人家的传统。潘楚桐从小就在私塾中启蒙，接受民间传统文化教育。他天资聪颖，六岁便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八岁开始研习《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

  1920年，12岁的潘楚桐考入江阴县立高等小学堂。在这里，他不仅接触到了新式教育，还结识了对其一生影响深远的语文教师郑心铭。郑老师经常给学生们朗读新文学作品，使潘楚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3年，潘楚桐考入江阴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江苏省最好的师范学校之一，校内设有丰富的图书馆藏。在这里，他广泛阅读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接触到了佛教典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印光法师的《文钞》，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

  然而，真正促使潘楚桐走向佛门的是1924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在图书馆看到一篇关于五台山的游记，文中描写了普化寺内一位老僧的故事。这位老僧终日以茶代饭，将省下的钱财全部用于救助贫苦农民。这一个故事深深触动了潘楚桐的心灵。

  1925年，潘楚桐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他加入了进步学生社团，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当时的上海租界内，繁华与贫困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巨大的社会反差让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1927年春，年仅19岁的潘楚桐第一次尝试出家。他来到常州清凉书院，希望能拜应慈法师为师。虽然这次尝试未能如愿，但他并未放弃。同年夏天，他来到杭州灵隐寺，得到了太虚法师的指点。

  1930年，父亲突然离世的打击，让潘楚桐下定决心出家。这一年的深秋，他再次来到杭州，在太虚法师的引导下开始了佛学研修。次年春天，他来到宝华山隆昌寺正式剃度，法名＂传戒＂，后改为＂巨赞＂。从此，这位出身小资之家的潘楚桐，正式成为了一名佛门弟子。

  1931年春，巨赞法师在宝华山隆昌寺正式受戒。这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古刹，是中国四大律宗丛林之一。当时的方丈为竺庵法师，他对这位新晋弟子的才学颇为赏识，特意为其取法号＂巨赞＂，寓意弘扬佛法，广赞佛教。

  在宝华山的修行期间，巨赞法师每日研习《四分律》《菩萨戒经》等经典。白天参与寺院劳动，晚上则静心诵经。一次清扫大殿时，他发现殿角堆放着一箱发霉的古籍。经整理后，竟是宋代高僧永明延寿的《宗镜录》手抄本。这批珍贵典籍的发现，使他对佛教义理有了更深的理解。

  1932年秋，太虚法师来山访问。见到昔日在灵隐寺结缘的弟子，欣然接纳其为入室弟子。此后三年，巨赞法师追随太虚法师游历各地。在武昌佛学院，他系统学习了唯识学；在南京毗卢寺，他专研天台教理；在普陀山，他深入研究禅宗公案。

  1934年，巨赞法师随太虚法师到访浙江天童寺。在这里，他遇到了正在闭关的虚云老和尚。虚云和尚用＂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公案考验他。巨赞法师以默然举杖回应，获得虚云和尚的首肯。这次机缘，让他在禅修上有了重要突破。

  1935年初，太虚法师派他前往云南弘法。途经四川时，巨赞法师在乐山大佛前驻足七日。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石刻大佛，让他深感佛教与中华文化的深厚渊源。在云南期间，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当地佛教信仰的特色。

  1936年，巨赞法师回到江南，在杭州玉泉寺主持佛学研究会。这一年，他开始关注佛教改革问题。他提出了＂人生佛教＂的理念，主张佛教要适应时代发展。在一次讲经时，他说：＂佛法若不能利益众生，犹如画饼充饥。＂这句话引起了在场听众的强烈共鸣。

  1937年春，巨赞法师在苏州寒山寺举办了一场佛教改革研讨会。会上，他提出佛教界应该关心国家命运，僧人不能只是躲在庙里诵经念佛。这次会议刚结束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面对国难，这位专注佛法的高僧即将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向南京推进。巨赞法师立即组织僧众成立＂佛教救护队＂，在南京路设立临时医院，救治伤员。一次，在运送伤员途中，遭遇日军轰炸，巨赞法师带领救护队员冒着炮火抢救了二十多名伤员。

  1938年春，巨赞法师在长沙见到了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对这位身穿袈裟却满怀爱国热忱的僧人印象非常深刻。在的支持下，巨赞法师成立了＂佛教抗战协会＂。协会成立后，立即组织了三支佛教青年服务团，分赴湘西、赣南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夏，日军对湖南发动大规模进攻。巨赞法师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在南岳衡山设立军需物资转运站，为前线将士运送军需物资。一天深夜，一支日军小分队企图偷袭转运站。巨赞法师及时有效地发现，带领团员与日军展开激战，成功击退敌人，保护了重要军需物资。

  1940年，巨赞法师来到广西大瑶山地区。这里山高林密，是重要的游击区。他与瑶族首领李荣保合作，组织当地僧众和瑶族青年建立抗日武装。他们利用地形优势，采取伏击战术，多次打击日军运输队。在一次伏击战中，巨赞法师亲自指挥，歼灭了一个日军小队。

  1941年初，巨赞法师在桂林组织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协会除了继续支援抗日前线外，还开办了医疗站和难民收容所。当年冬天，一批从湖南逃难来的伤病员在医疗站得到救治。其中有一位受重伤的国军连长，经过两个月的救治才恢复健康。这位连长后来加入了佛教青年服务团。

  1942年，日军在广西发动新一轮进攻。巨赞法师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转移到大瑶山深处。在这里，他们建立了秘密电台，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支援。同时，还在山区建立了多个地下医院，救治伤员。一次，日军追踪到一处地下医院，巨赞法师带领团员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最终成功掩护伤员转移。

  这一时期，巨赞法师和他的佛教青年服务团不仅在前线杀敌，还在后方建立了完整的抗日救亡网络。从军需物资转运，到伤员救治，再到情报工作，这支由僧人组成的队伍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2年之前，巨赞法师就参与了十多次重要战斗，亲手击毙日军百余人。这位手持佛珠的高僧，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佛门弟子的爱国情怀。

  1942年深秋，巨赞法师来到重庆。在这座陪都城市里，他看到了许多流亡的僧人。为了唤醒更多佛门弟子参与抗战，他决定创办一份佛教抗日刊物。经过三个月的筹备，1943年1月，《狮子吼》月刊在重庆创刊。

  《狮子吼》的办刊宗旨是＂发扬佛教救世精神，投身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创刊号上刊登了巨赞法师的文章《佛教与抗战》，文中写道：＂佛说众生平等，倭寇残害同胞，有违佛理。僧人虽持不杀戒，但面对国难当以护法卫国为重。＂这篇文章在佛教界引起强烈反响。

  1943年春，巨赞法师在《狮子吼》上连载《佛教抗日英烈传》，记录了在抗战中牺牲的高僧事迹。这中间还包括在南京保护难民而被日军杀害的觉醒法师，在武汉坚持战地救护而殉职的德明法师等。这些感人事迹的刊登，极大地鼓舞了佛教界的抗日热情。

  1943年夏，《狮子吼》开设了＂战地通讯＂专栏，刊登各地僧人参与抗战的报道。一篇《龙华寺僧人助击落敌机记》的报道讲述了上海龙华寺僧人冒险为游击队提供日军机场情报的事迹。这些生动的报道使《狮子吼》很快成为抗战时期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佛教刊物之一。

  1944年初，巨赞法师赴延安考察。在延安，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狮子吼》表示赞赏，并建议增设政论专栏。回到重庆后，巨赞法师在刊物中增设了＂时事评论＂栏目，开始关注社会变革问题。同年，他还在重庆成立了＂佛教青年进步读书会＂，组织僧人学习革命理论。

  1944年冬，《狮子吼》开始刊登延安解放区的报道。一篇《陕北僧人参加生产》的报道，介绍了延安地区僧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情况，引发了佛教界对寺院经济改革的讨论。这年年底，重庆国民政府特务部门以＂宣传左倾思想＂为由，一度查封《狮子吼》编辑部。

  1945年春，巨赞法师将编辑部迁至成都。在这里，《狮子吼》的革命色彩更加鲜明。他在刊物上发表《论佛教改革》一文，提出佛教必须适应时代变革。这篇文章发表后，引来当局的严密监视。8月，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带领编辑部全体成员公开宣布支持。至此，这份始于抗日战争的佛教刊物，完成了从抗日救亡到革命转变的历史转折。

  1949年5月，重庆解放后，巨赞法师立即组织僧众欢迎入城。他带领重庆佛教界代表向赠送＂人民功臣＂锦旗。6月，在巨赞法师的倡议下，重庆佛教界成立了＂重庆市佛教革新委员会＂，开始对寺院进行民主改革。

  1950年春，巨赞法师被任命为重庆市佛教协会主任委员。他首先在重庆大足石刻展开了一项重要的文物保护工作。当时大足石刻年久失修，多处佛像残损。他组织僧众对石刻做修复，并设立保护区，防止文物遭到破坏。这项工作为后来大足石刻的研究和保护奠定了基础。

  1951年，巨赞法师在重庆举办了首届佛教职业技能培训班。培训内容有农业技术、医疗知识和文物修复等实用技能。这次培训使众多僧人掌握了生产技能，为寺院经济改革开辟了新路。同年秋天，他还组织僧众参加了重庆市郊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2年，巨赞法师受邀参加北京的全国佛教代表会议。会上，他作了《关于佛教寺院生产自养的经验》的报告，介绍重庆佛教界的改革经验。这次会议后，他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回到重庆后，他积极推动寺院农场建设，使多个寺院实现了经济自给。

  1953年夏，巨赞法师组织编写了《现代佛教史》教材。这本教材首次系统总结了近代佛教发展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佛教界的爱国事迹。这本教材后来成为佛学院的必修课程。同年，他还在重庆创办了佛教图书馆，收集整理佛教典籍。

  1954年，巨赞法师参与筹建重庆佛学院。在课程设置上，他提出＂以修持为基础，以实践为重点＂的教学方针。除了传统的经典研习外，还增设了社会实践课程。这种教学模式获得了良好效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型僧才。

  1955年，巨赞法师开始主持编撰《重庆佛教志》。他带领编撰组深入各区县调查，搜集史料。这部地方佛教史的编撰工作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详细记录了重庆地区佛教发展史，尤其对近代以来的重要史实作了翔实记载。

  1956年初，巨赞法师赴印度参加佛诞纪念大会。在会上，他宣读了《中国佛教的新发展》的报告，介绍了新中国佛教改革的成就。这次出访增进了中印佛教界的交流，也使国际佛教界了解了中国佛教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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